1949：创刊伊始的平实

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在行将定都的北平创刊，其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机关报。在8个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党派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虽因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大佬”而名列首位，但就创建历史与沿革而言，真正在当年的现实政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首推民盟。这大概就是民盟得以独自创办机关报的缘由吧。

创刊伊始的《光明日报》，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出任社长，也是其来有自。在国共内战中，民盟因与中共合作，致1947年底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被迫解散。1948年初，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由沈钧儒和章伯钧以中央常委身份领导民盟。以章伯钧对欧美政治体制的推崇，虽然承认和接受中共的领导，但其根本出发点体现在为《光明日报》的创刊题词：“我们为实现人民的民主奋斗。”章伯钧看重《光明日报》，甚至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出任政务院部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之后，仍兼任社长一职。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提供了以下史料：其母李健生擅长书法，当年民盟致中共的信函即由她誊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之初，她被聘为建筑委员会委员，系周恩来提名。《光明日报》筹备创刊时，章伯钧甚为兴奋，让其妻通宵题写报头，“一夜之间不知写了几百个光明日报”。“一夜之间写了几百个”虽然是夸张，但亲闻双亲的述说当不致有误。

笔者以为章诒和所说《光明日报》创刊报头乃李健生墨迹是可信的。以章伯钧在《光明日报》创刊之际所处的地位，以其惯有的作派，当然还有当年能得参与起草《共同纲领》的时代氛围，由其志同道合而擅长书法的妻子书写报头是合乎其性情的。

1952年12月，《光明日报》改为由各民主党派合办，社长认为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1933年加入中共，公开身份则为民盟要员）已于1950年12月奉调出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该报以报道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为中心，以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为读者对象的方针未变，所办的文字改革、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一直为广大知识分子所关注。

1958：“多事之秋”之后的改组

1958年元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光明日报》“旧貌变新颜”：报头已由原先黑顿顿的颜体正楷替换成红彤彤似有欧体风格的行楷，书写者乃时任民盟主席沈钧儒。倘创刊之际既由沈钧儒书写报头，以其所处的地位，名列民盟主席张澜（1955年逝世）之下而在另一副主席章伯钧之上，亦合乎情理。然而在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替换报头，应另当别论。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章伯钧成为55万（官方统计）“右派分子”的头号代表。夫唱妇随，李健生亦名列其中。保留“右派分子”书写的报头当然大不宜。

新的编辑方针强调宣传“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改造”也是时势使然。1958年3月中下旬，《光明日报》突出登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的报道。沈钧儒的开幕词、黄炎培等人的讲话，一字不漏、全文发表。其中最突出、最具分量的是郭沫若的讲话。这位不久前与宋庆龄一起坐在毛泽东两侧，参加由几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与会的莫斯科会议的无党派人士，在欢呼工农“大跃进”的同时，痛贬知识分子：“在旧时代一般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统治阶级的孝子。这种人是最缺乏劳动观点的，他们最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们谄上傲下，对于统治阶级是毕恭毕敬，对于劳动人民是唯我独尊。认真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旧时代就是助纣为虐的狗腿子，他们倒正是罪浮于桀纣的。在反右派斗争中，从知识分子里面涌现了不少的大中小右派，决不是偶然的事。”郭沫若在讲话的最后高呼：“让我们拿出吃奶的力量来，紧追紧赶，赶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去！”

1967：穆欣制造“毛泽东亲笔题字”的错觉

在1966年春夏批判吴晗、邓拓、周扬的“文革”初期笔战中，《光明日报》有两次异于其他报刊的动作。一是5月上旬发表署名何明（即关锋，不久便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与同日发表于《解放军报》的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大增刀光剑影的肃杀氛围。二是7月上旬该报总编辑穆欣发表《“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全国各报转载。也许是穆欣自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接替有功，使这家名义上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卓有成效地贯彻新的编辑方针，获得高层的赏识，穆欣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下，《光明日报》的报头在1967年元旦替换成毛泽东墨迹。

当此“全国全面内战”（毛泽东语）展开之际，得有毛泽东的题字，对于仍然担任总编辑的穆欣来说，似乎是护身符。殊不料，就在这个月中旬，江青令穆欣从“中央文革”驻地钓鱼台回报社，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从此穆欣一蹶不振，竟至于1年后入秦城监狱，被关押8年之久。原来毛泽东并未为《光明日报》题写报头，所采用的墨迹出自毛泽东1963年1月9日书赠周恩来《满江红·和郭沫若》之小跋“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报头替换之初，配合发表“热烈欢呼毛主席题字”之类的文字，确实也使不明就里的读者产生《光明日报》得能厕身同获毛亲笔题写报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之列的错觉。当然，穆欣的遭难绝非此举所致。

《光明日报》报头换成毛泽东墨迹，未使穆欣因此受益，但并不逆拗毛泽东的旨趣。据穆欣披露，早在1964年即已报请毛泽东为该报题写报头，未为允准；1966年“文革”兴起，以变通之法再度报请，遂有1967年元旦的替换。

毛泽东一向极为看重舆论宣传的作用。1964年夏秋间，面对声望如日中天的刘少奇，毛泽东竟在一日里接连主动给3位省市委第一书记写信，为的是更换当年由自己书写的报头，并明确指定在当年国庆节改换。在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国庆节同时改换，这就产生了效应，启发各地报刊群起仿效，至1965年元旦，改换为毛泽东题写报头的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报刊竟达10余家之多。毛泽东不惮其烦，竟至《中学生》、上海《青年报》这样的报刊亦有求必应。

据穆欣披露，1967年元旦前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报纸问题，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说：报纸不必要这许多，过去影响大的是申、新两报（即1949年之前上海出版社的有全国影响的《申报》《新闻报》）。陈伯达接着说：北京就留一个《人民日报》、一个《光明日报》，除军报外其他报纸可以停刊。毛泽东未置可否。“文革”期间，世人知晓的确实也就是中央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毛泽东认可报头的替换，《光明日报》未停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之后，该报所刊发的冯友兰、华罗庚、张永枚等文化人的诗文，还是多少为知识分子所关注，也算是特殊年代希图保持自身特色所留下的若干印记吧。                          （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7期 冯锡刚文）